☆现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，很多名著都没有读过。为什么没读过，因为考试不考，考试要背的是文学史提纲，至于里面讲到的作品不知道。
☆我中间有几次机会可以到大一点的学校去，但是我考虑一定要为此精心设计项目，没太大的意思，一会生态文学，一会科幻文学，也很忙，跟着美国学界时髦的东西转来转去……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余雅琴
责任编辑 | 刘悠翔
许子东说，现在是出版文集合适的时候。
2025年，《许子东文集》由“理想国”推出，10卷本目前出了7卷：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《细读张爱玲》《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》《许子东现代文学课》《小说香港》《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》《重读鲁迅》。
“出文集是很多学者都希望的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学者有几个阶段，研究生阶段想留校需要写论文，过了几年，论文积累成了就想出书，书出到一定数量就希望至少能出选集，然后就出文集了，“一方面大概从客观上证明你的研究有一定影响，人家会把以前的旧东西找过来看。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检讨，以前是左一部右一部，每次都在探索，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想总结一下，到底我这几十年写了些什么。”
许子东说话的语气和节奏，会一下把人拉到《锵锵三人行》和《圆桌派》的现场。文质彬彬，有上海普通话的抑扬顿挫，眉飞色舞之间，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腔调。
从2000年开始，许子东频繁出现在凤凰卫视的《锵锵三人行》栏目，与窦文涛、梁文道组成黄金搭档。把茶余饭后的日常话题搬到电视上，对很多中国观众来说，这是一次关于严肃电视媒体的想象力解放。无所不谈的聊天，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。
虽然谈话节目终究会散场，但许子东已成了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学者之一。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三人中，许子东是真正的老师，他的传道授业解惑，围绕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展开。在学者黄子平看来，香港发达的传媒影视产业，对许子东的写作和表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。“个体贴身的生活经验和观察，机智而灵活的论述策略，使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，别具一格。”黄子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▲许子东（中）与作家李洱（左）、学者黄子平（右）在北京大学谈文学。资料图
黄子平1984年冬在杭州开会时，结识了一大票上海的作家和评论家，其中就有许子东。彼时的许子东，三十而立，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，携首部专著《郁达夫新论》，令黄子平侧目。“民族与性，是郁达夫的苦闷，今天也依然是国人的郁闷。”许子东如此解释这部由他的硕士论文改编的著作。《郁达夫新论》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“新人文论”丛书，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包括黄子平、陈平原、赵园、王晓明、吴亮、蔡翔等，成为“八十年代青年批评家”的一道风景。
1980年代末，许子东赴香港讲学时，认识了海外学者李欧梵。李欧梵获得了鲁思基金会的资助，邀请许子东赴芝加哥大学访学，同时还邀请了刘再复、李陀和黄子平。正是在李欧梵的启发之下，许子东展开了对张爱玲的研究。多年之后，李欧梵评价他：“许子东有一种能力，鲁迅或张爱玲的话经他讲述，摇身一变，总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。”
在流行金句的互联网时代，“鲁迅是一座山，张爱玲是一条河”，成了许子东的金句。但他指出，这样卡金句是“偷懒”，甚至断章取义。“我的原话是，鲁迅是山，后面还有很多山，但没有鲁迅高，被他的影子遮盖了，而张爱玲是一条河。简化为鲁迅是山，张爱玲是河，合起来就是山河，这有点曲解。”许子东说。
1993年，许子东和黄子平不约而同来到香港任教。许子东在岭南大学，黄子平在浸会大学。两位南下的内地学者，在香港见面不算频繁，但每次都能“接着聊”，好像聊的是昨天才被打断的话题，黄子平把他们的关系称为“知识友谊”：关心彼此的写作和思考，关心同样的话题，并时时产生跟对方争辩的愿望。如今，两人都已是荣休的教授。曾担任岭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许子东，在2025年10月被授予“资深岭南学者”。然而，刚刚南下时，黄子平感受到的是香港高校体制的“重英轻中”。“对我们这些不会发表英语论文的学者压力其实蛮大的，好在所在院校坚守了七十年代以来‘两文三语’的路线，使得用中文教学和研究成为可能，并得到承认。”黄子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《锵锵三人行》曲终人散后，窦文涛组织了一个旅行节目《锵锵行天下》。疫情期间不能出国，“旅行团”来到青海，窦文涛请来了老友周轶君和许子东。青海的一片荒漠中，风很大，嘉宾没法出去，导演说就在车里录一场，要讲霍去病。周轶君特别犯愁，看着外面什么景也没有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这个时候，许子东就开始讲梁启超的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里面有一个人叫李去病，然后就讲到了霍去病。周轶君当场就觉得，许子东作为文学史的老师，真是平地起高楼。如今文集付梓，正是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的高楼了。
▲许子东。理想国供图。
01
作家论不流行了
南方周末：你的文集是根据什么逻辑来编辑整理的？
许子东：这套文集分为作家论、论文集、以作品为核心的另类文学史，还有我的自传这几部分。我的（研究）范围比较窄，很多同行是开始做现代文学，后来做文学史，后来做思想史，后来做知识分子研究，后来做大学制度研究，等等，跨界跨得比较厉害。我比较专长，比较单一，一直在做中国现当代文学，这是一个特点。
我还有一个特点，对于作家论情有独钟，我的大部分同行们第一本书是作家论，但是再没有了。可以数出来，比如说陈平原的作家论是苏曼殊和林语堂，钱理群是周作人，赵园是老舍，王富仁是鲁迅，汪晖也是鲁迅，陈思和是巴金。这也反证了19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形态，出版也是以作家论为主要形式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作家论就变成了一个不那么主流的、不那么受欢迎、不那么时髦的写作方式和出版方式。
直到今年文集里的《重读鲁迅》，我一共写了三本作家论，出版社认为这是我的特点，就把三本作家论放在一二三卷（郁达夫、鲁迅、张爱玲）。从第四卷开始，基本是按时间顺序，第四卷是从1980年代一直到差不多新世纪的文章。因为大学里每年都有一些论文，基本都是文学研究，有评论说比较“硬核”，这是第四卷《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》。
第五卷是“文革”叙事的专题研究，暂时还没有出来。第六卷《小说香港》，是这么多年我写的关于香港小说的论文。第七卷是《现代文学课》。第八卷最长，分成两本，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。第九卷是《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》。第七、八、九卷这几本，也是试验一种写法，以作品为核心来讨论文学史，这都是事后总结的，写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分。“理想国”的最后一卷是我的自传，还没完成。
南方周末：为什么后来作家论不流行了？
许子东：我没有像陈平原他们那样主动关心学术界的状态，他们分析得比较多。但是我注意到，从1990年代以后，文学研究比较时髦的是用一些西方最新的方式写论文，要是写一本书，来一本《论林语堂》，人家觉得没有新意。你最好是来一个梁实秋作品中的后殖民意识等等，这种题目大家感兴趣——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外来的理论概念。这就影响到现在的整个教育导向跟研究导向。
从1990年代一直到最近的二三十年，我们的文学研究是被教育体制带着走的。照理说大学应该不仅是传授知识，而且是创造知识，创造知识靠什么？靠研究。现在的大学客观地讲研究被项目制度带着走，研究要什么？要SSCI目录，要拿到研究项目，国家项目、重点项目，我们做研究的人要适应这个规则。所以我在大学教书要研究怎么申请基金，我们曾经试过，比如研究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小说，拿不到选题。
南方周末：为什么拿不到？
许子东：题目太平淡，如果同样是这个题目，你说20世纪末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生理危机，就容易拿到，或者福柯对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学的影响。1990年代以后太注重西方理论表面上在中国的影响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我们的研究被教育制度、研究基金牵着走，而不是倒过来。照理说，教育制度跟研究基金应该随着先锋的研究走，1980年代是这样的，我们那时候出的都是论文丛书。其结果是什么，结果就是现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，很多名著都没有读过。为什么没读过，因为考试不考，考试要背的是文学史提纲，至于里面讲到的作品不知道。
02
张爱玲的热是表面的
南方周末：你当时为什么选择郁达夫、鲁迅、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？
许子东：是一步一步的。首先是郁达夫，因为在考研究生之前偶然看了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郁达夫的书，也是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。当时读完以后就吓了一跳，这也能写小说？作为一个男人，这么“猥琐”，搞什么搞，为什么他也能写小说？进一步的问题就是，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是鲁迅和郭沫若，鲁迅和郭沫若关系不好，互相责骂，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跟郁达夫是好友。没有另外一个人既跟鲁迅好，又跟郭沫若好。我就好奇了。正好研究生考试有一篇作文，《给友人的一封信》，副标题就是“谈谈中国现代文学”。我脑子一乱，想这个是什么啊，就把对郁达夫的感受写进去了。后来全靠这个，老师非常看重这个作品，不仅是文笔，还有问题意识。一百多个人考试，只选6个人，我是很幸运的。
▲郁达夫手书《赠鲁迅先生》：醉眼朦胧上酒楼，彷徨呐喊两悠悠。群氓竭尽蚍蜉力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视觉中国丨图
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学生每个人作一个发言，老师再总结一下。第一个同学作的报告是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，我一看这个跟论文一样。老师说，许子东，下一次是你作报告，我都蒙了，不知道作什么。老师说你不是对郁达夫很感兴趣吗，可以讲讲。这个就是我选择的题目，所以非常偶然。
其实当时我整个研究生期间写小说，也对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兴趣，着迷的对象有李泽厚、朱光潜，但是碰巧这个郁达夫的文章，被推荐发表了。
其实我在第一本书《郁达夫新论》里面最重要的一篇文章，是《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》。在1980年代，我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跟学术界以及社会上的主流不一样，那是我想讨论的问题，其实我到今天还没说清楚，这次重新修订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可以说可以讲的话。
南方周末：比如呢？
许子东：比如什么叫色情描写，人类可以怎样对待男女问题，文学应该怎么写细节，怎么来看待细节，等等。颓废在我看来就是“消极自由”，社会都鼓励“积极自由”，其实人有“消极自由”的选择。这些问题不要说在1980年代，就是今天它在社会上还非常有争议。我当时写这个文章，虽然是做学术研究，但脑子里有点想法，有这个问题意识存在。
南方周末：那张爱玲呢？
许子东：张爱玲我认真读她的书应该是1991、1992年。那个时候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，一年访问学者完了之后，就转成博士，很偶然地修了一门现当代的课。这个课有一半的时间大家在讨论张爱玲，关于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。我开始重新看待张爱玲，那是1990年代初，我出版郁达夫的书有七八年了，早就做了副教授，但是没有把张爱玲看得很重要。是在美国拉开距离以后，把现代文学这个观念放开到包括晚清以后，才重新发现张爱玲的研究价值。但做张爱玲研究在学术的范围内阻力不小。
▲天津张爱玲旧居。视觉中国丨图
南方周末：如果现在一个博士或者硕士研究生想做张爱玲的论文，老师都会觉得不要做了，做得太滥了，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一头热一头冷？
许子东：一线的现代文学的学者很少谈张爱玲，你可以用手数得出的，这10个或者20个学者，大部分都研究过鲁迅，但是很少研究过张爱玲。
包括张爱玲的很多提法，有很大的争议。张爱玲的热是表面的，是属于流量的。在港台和海外正好相反，张爱玲特别热。我到台大讲张爱玲，真是搞错地方了，我应该到台大讲鲁迅，到北大讲张爱玲才好，我倒过来了，到台大讲张爱玲，到北大讲鲁迅，两边都有人挑剔。但是写完了张爱玲以后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现代文学，因为最重要的人我还没写，所以就写了鲁迅。
03
看中国文学怎么想象中国
南方周末：研究鲁迅的人这么多，你要超越其他人，或者独辟蹊径的点是什么？
许子东：鲁迅作品里面有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奴隶，一个是奴才。鲁迅当时所批判的国民性其实就是老百姓的奴隶生态和奴才心态，学术界没什么人谈。
鲁迅有无数的资料，用什么方法？香港中文大学的崔文东，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等都关心《摩罗诗力说》的材源考，对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这篇文章用了哪些日文材料作了详细考证。我也把鲁迅的材料和资源重新梳理一下，放在书里。我最新的这本书，简单概括就是，第一重读鲁迅的文本，第二看鲁迅有哪些被忽略的重要观点，第三就是关于鲁迅的学术考证。
南方周末：你这个名字起得都挺有说法的，比如说张爱玲是细读，鲁迅是重读，郁达夫是新论。
许子东：一个好的作家不只是一个作家，他会牵扯到文学史，由他去争论的文学现象，尤其是像鲁迅、张爱玲这样的作家，会牵扯到很多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从学术界的发展来说，我就愿意尽一份力，来提倡、鼓吹作家论。郁达夫他是一个那么真率的人，有缺点，我们最容易接近。张爱玲是一面镜子，使我们对现代文学有反省。鲁迅当然是现代文学的代表。这三个人我去花心思研究他们的主观创作心理。但后面几卷的作家我是侧重讲作品，假定只研究作品。
南方周末：刚才提到作品论的这两本书，就是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和《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》，这两本书里的篇目是怎么考虑的？为什么选这些小说？
许子东：我认为做研究最好是以史带论，不要以论带史。以史带论的意思是说，我针对一批材料，在里面作判断。以论带史就是我提出一个观点，然后找一些例证来证明。这很容易做，比如论上海市新时代的建筑风格，然后你找出这家那家的，完全可以，但是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如果你要反过来，先列出上海有名的建筑物20个，这20个不是你排的，是别人排的，你才可以有对比。
所以当我选20世纪中国小说的时候，第一我参考《亚洲周刊》的“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”，在这个范围里有香港的、台湾的、大陆的，现代的、当代的。第二是几个权威版本的现代文学史，他们在讨论的主要的作品。第三是钱谷融先生编的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》，在大学里一直用作教材。我用这几个东西，就是说什么是名著不是我决定的，我用的是别人的。其中有些作品，比如巴金，我并不觉得《家》是特别好的，如果让我个人挑选，我就选《寒夜》。可是谁都知道巴金的《家》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个。
南方周末：所以你的选择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，而是放在一个相对公认的范围里考虑？
许子东：对，一个作品能够有名，能够有销量，有很多原因，它至少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考虑。你不能否认《红岩》有几百万册销量，《青春之歌》有几百万册销量。你读《青春之歌》，不仅在读一个《青春之歌》，还在读1950年代意识形态框架下中国人怎样追求爱情、追求革命。所以我这几本书，就这样找出一些线索，看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怎么想象中国，中国文学怎么想象中国。
04
打通晚清以来的文学研究
南方周末：相对来讲之前的这些作品算是被经典化的，但是在当代小说里你选了一些比较新的作品，这些是怎么考虑的？
许子东：《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》里面大部分也还是名家名作，基本还是莫言、余华等，他们在最近出的作品。总有些年轻作家被忽略，但50岁以下的作家一个没有也不可能，所以最后我又加了几个作家。
顺便说一下，我写这个书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——我是一个人做的，没有研究生参与，也没有合作者。虽然我的工作能力有限，时间有限，但我这个也有好处，所有的观点都是我自己的，坏处就是工作得很慢。
南方周末：这样可能也会有人说，《21世纪中国文学选读》这个图景不是很全面，有随机性。
许子东：是有随机性。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这本，有人看得比较深，有人看得比较浅，但没人会质疑选得不对。《21世纪中国文学选读》原来的书名叫《从先锋到守望者》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书名改掉了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意思是现在的小说不够先锋了？
许子东：当然不够。1980年代的很多小说讨论社会尖锐的问题，今天这些问题很多不在小说里，都在网上，他们比小说快得多。
现在文学研究的时髦是重新讨论《创业史》《红岩》，要写出“三红一创”（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红旗谱》《创业史》）的伟大文学价值，很多同行都在讨论这个。我是那个年代受“三红一创”教育长大的。但是十七年文学里，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红旗谱》写的都是过去的、三四十年代的历史，只有《创业史》写了新中国成立后。这是我写《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》最困难的部分。
我的书如果说有什么优点，现当代文学史，做现代的做现代，做当代的做当代，做50年代的做50年代，他们互相不影响，我至少把这个关系打通了，比如讲1950年代的时候我能够联系到五四、晚清，放到脉络里。
南方周末：你又是怎么适应香港的教育和学术机制的？
许子东：这边不赞成用中文写书，最好是发表在美国、英国的论文。第一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说写就写，第二我也是有点抵触，我还是一个中文系出身的，觉得别的系可以这样，中文系不可以这样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很简单，就像在美国，英文系就一定是英文写作。
▲美剧《英文系主任》（2021年）剧照。资料图
南方周末：你一直还是蛮坚持中文写作的，可是这样的话会让你错失掉一些学界的机会吧？
许子东：无所谓，我已经做系主任，已经做教授了。不过你讲的也对，我中间有几次机会可以到大一点的学校去，但是我考虑一定要为此精心设计项目，没太大的意思，一会生态文学，一会科幻文学，也很忙。
我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有时髦可以赶，但我受到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影响，知道了，做任何研究，你要找到你自己，做你自己喜欢的。
05
总要保留一点什么东西给自己
南方周末：通过这套文集回望几十年的研究历程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？
许子东：有安慰的地方，至少这里边有我的背景，有我的看法，有很多人家还没有重视的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。但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还是没写透，一部分是能力所限，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环境。所以最后是既有庆幸，也有遗憾。
南方周末：你刚才讲到所谓的同行，或者你这一代现当代文学的学者，各有成就，跟他们相比，你觉得自己的特点是什么？
许子东：我比较独立，从缺点来讲，凡事都单干的缺点就是资料不够，如果做学问一半是资料，一半是见识，我只能在判断力方面强调，我的资料肯定赶不过人家，人家是一个团体，是一个项目制，还有人家比我勤奋，我还贪玩，所以这个都是有好处有坏处。
但我还是庆幸，庆幸的第一个是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，这是宝藏，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读天文、地理，读中国、世界、男女奥秘、心理学、哲学、历史等等。而且我们的文学相比哲学、历史更开放，它们在书写中国故事。文学作品、中国的文学界在这一百年来担负了比它本身更多的责任，因此它在建设民族想象共同体方面是超负荷的。庆幸的第二个是，我从1980年代工作到现在，这是相对比较和平的年代，今天的文学，为什么余华、莫言、王安忆、韩少功、贾平凹等可以写几十年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基本的价值观，他们可以细细地、慢慢地来分享他们青少年的经验。放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来看，还算是幸运的。
南方周末：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学批评？
许子东：相比之下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可以置人于“死地”，1980年代文学批评可以让人一夜成名。现在的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出版社的商业炒作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现在文学评论是相对软弱的。但是要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“强大”并不是好事。我主要不满的是现在的批评文字非常犬儒，很多都是商业操作，这个有好处有坏处，其实它是非常适合做博士论文的。
南方周末：有不少文学批评被认为变成了夸，你怎么看？
许子东：要么只有夸，夸的是没分量的，要么就是骂，骂也不好，骂也伤了自己，你伤的名家，名家是无所谓。
我对改变机制不乐观，因为这个机制不单是社会机制，而且是全球化的一个机制。在这种机制面前，我对我女儿的劝告就是，尽可能地去适应这个机制——如果你要赚多一点钱，要生活好一点。你要做一个专业者，去好一点的学校，有好一点的工作，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归根结底，你总要保留一点什么东西给自己。
06
鲁迅也没有加注意识
南方周末：就像高校学者有学术论文的考核指标，现在的职场也强调KPI。
许子东：我去年到加州，没想到我在洛杉矶讲座，听的人都没有在硅谷多。在硅谷来了六百多人，他们买门票听讲座。我跟主办方开玩笑说，早知道我就参与分红了。来听的不是留学生，是在美国的高科技大厂的中国人。听完讲座以后他们纷纷认同鲁迅的说法，说自己就是奴隶，是码农。所以这是两个有点矛盾的问题，一是过得比别人好，二是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你如果为了获得某种好处，放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极端。反过来，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离开了社会环境，不想要过好一点，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，也不一定值得。
▲2025年11月7日，北京什刹海一家拼豆店里展示的拼豆作品。拼豆是一种以彩色塑料豆为材料的像素风手工艺，中间的为鲁迅拼豆。中新社记者田宇昊摄。视觉中国丨图
南方周末：你怎么看待AI对学术、对写作的冲击？
许子东：对AI现在最乐观的是股票，股票最近天天在升，实际上怎么用大家也不知道，我的用法就是查问题。但是目前我所查的东西，它都是告诉一些我已经知道的，只是它整理得比较快。我想，创造知识的还是人，它是整理知识，提供知识。
我最近的一期《圆桌派》，窦文涛找了李诞和兰小欢一起做，中间他们有歌颂AI，我就问他们，展望AI有什么最新的发展会改变我们的生活？比方说小孩在1岁到2岁的时候要学语言，如果有一个AI在跟他对话，他们觉得很多人会用，因为这样这个小孩会学得很快。我一听就说，你要是有小孩，1岁半，你愿意他跟AI学说话呢，还是跟他妈妈学说话。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有些东西，再完美的技术也没法取代。所以我们的各种学说，人道主义是一个底线。
南方周末：你怎么看抄袭？
许子东：我自己的警觉就是，我看了朋友的书，如果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有道理，我把它拿到我的文章里，我一定加个引号，加个注解。
南方周末：这是论文，那小说呢？
许子东：个别句子偶然重合，我觉得没什么，除非你是太大段的，太明显的。
每个时代的规范和规则不一样。中国过去写文章叫“无一字无来处”，上一句是杜甫的，下一句是苏东坡的，全部要抄别人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，这样显得我有文化。诗必盛唐，文必秦汉，这是明朝前后七子的格言。《滕王阁序》几十个典故。
所以我们到了美国就很恼火，美国什么东西都要加注起来，最简单的一句话，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，要写清楚这是鲁迅全集哪一年哪个版本，最早文章发表在哪里，第几期。我自己都觉得很亏心，觉得这是骗稿费，但是在美国一定要注，因为个人产权意识。西方人的概念是产权第一，这句话是他说过的，你要注。
鲁迅的《摩罗诗力说》，前面一段话讲文学没什么用，后来就讲到海里去游泳，他说到海里去游泳，海带给你什么，你带给海什么，都没有，你得到的只是身体的舒服，心胸的开阔。他的意思是文艺和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，你对世界做不了什么，世界对你也做不了什么，但是你改变了你的心境，就是审美。鲁迅把这段抄上去了，后来他们找出来这段话在英国人的书里面出现过。但是在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规则。鲁迅要有这个意识，肯定加注解，或者改一改。
简而言之，人生很短，明知出几本文集也于世无补，但也还是做下去。